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什么为中心?

       当我们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现出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究竟以什么为中心？理解这个中心，是把握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精髓的关键。

       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中去。从战略演进的过程看，“四个全面”并非同时提出，而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早确立，它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基本向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体节点。随后，为实现这一宏伟而具体的目标，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因而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奠定稳固的法治基石，因而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提供坚强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保证，因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从这个清晰的逻辑链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后三个“全面”如同三根强大的支柱，共同支撑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座大厦。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目标和战略引领的。这个中心目标，像一块磁石，将改革、法治、党建等各领域工作凝聚起来，形成了方向一致、协同发力的战略体系。

       那么，为什么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心呢？首先，它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这个目标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包含着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等等。这些指标直接关系到每一位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人民群众最能切身感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源。战略布局以它为中心，就牢牢抓住了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回应了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期盼，使整个国家战略具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深厚的道义力量。

       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继承和深化，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必须如期实现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更为扎实的物质基础、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积累更为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它既是前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成果，又是开启新征程的奠基性工程，其中心地位是由其在历史坐标中的关键位置所决定的。

       明确了中心所在，我们再来审视其他三个“全面”是如何围绕并服务于这个中心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为实现中心目标提供根本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非在旧有发展模式下的简单数量叠加，而是需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必然要求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民生改善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例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经济增长和财富涌流提供不竭动力，从而夯实小康社会的物质根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改革，是为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直接服务于小康社会的普惠性和包容性要求。可以说，没有改革攻坚克难，扫清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将充满荆棘。

       全面依法治国，是为实现中心目标提供可靠保障。现代社会本质上也是法治社会。一个真正的小康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昌明、权利有保障、义务有边界、纠纷可化解的社会。全面依法治国，通过科学立法，将改革成果和发展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通过严格执法，确保市场秩序公平、社会治安良好、生态环境得到保护；通过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框定了轨道，为各类主体的活动提供了稳定预期，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权威方案。没有法治的护航，改革可能失序，发展可能失衡，社会可能失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失去了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环境作为依托。

       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中心目标提供政治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然也是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党的组织是否严密巩固，党的作风是否清正廉洁，直接关系到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关系到改革能否深入推进，关系到法治能否有效实施，最终关系到小康社会的蓝图能否变为现实。全面从严治党，正是要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这是实现中心目标最根本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理解了“一个中心”与“三个支撑”的关系，我们还要看到，“四个全面”之间并非单向的服务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中心任务，对改革、法治、党建提出了紧迫而具体的要求，推动着后三者向纵深发展。反过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每一次突破，全面依法治国的每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项成果，又都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根基更加牢固、进程更加稳健。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棋局，任何一方面的缺失或弱化，都会影响整个战略布局的成效。

       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的战略布局，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总量持续跃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为小康社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民生改善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体系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水平稳步提高。在社会治理上，法治建设步伐加快，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的结果，也雄辩地证明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的战略安排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国情、深得民心的。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也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演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标志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但战略布局的逻辑一以贯之。现在的“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新的“第一个全面”成为引领新征程的战略目标，而后三个“全面”则继续作为实现这一更高目标的关键举措和根本保证。这充分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其核心始终是那个引领民族复兴步伐的、最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实践者而言，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现在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心，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不能孤立地看待改革、法治或党建工作。制定任何一项具体政策，推进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要思考它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心目标的实现，是否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例如，在推动一项产业升级政策时，既要考虑其对经济增长（服务于中心目标的物质基础）的贡献，也要评估其对就业（民生之本）的影响，还要审视其是否符合环保法规（法治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要确保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干部队伍廉洁高效（全面从严治党在具体领域的体现）。只有这样，工作才能做到点子上，力量才能用到关键处，才能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以具体奋斗目标为中心来统领全局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它避免了战略的空泛化，将宏伟蓝图分解为一个个可感知、可量化、可实现的阶段性任务，从而能够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全国资源，凝聚最大共识，形成统一行动。无论是当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是后来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今天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阶段的新部署，都体现了这种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的实践智慧。这确保了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

       展望未来，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依然需要牢牢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要义。尽管中心目标已经升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其作为战略引领的地位没有变，改革、法治、党建作为战略支撑的作用更加凸显。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继续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依靠全面依法治国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依靠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力量，共同服务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这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增强统筹推进的能力。

       总而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其中心始终是那个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标示民族前进方向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深刻理解这一中心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更能为我们观察中国发展、参与中国实践提供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发展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盲目突进，而是在一个清晰战略蓝图指引下的系统推进。这种以目标凝聚力量、以系统集成方法攻坚克难的治理模式，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个生动体现，也是中国能够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和发展这一战略布局，必将引领中国号巨轮穿越惊涛骇浪，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